从保险的视角，感受日本养老
文章发布于：2020-04-24 09:56:22
养老这是一个大话题，三言两语是讲不清的，尤其是养老产业在很多层面是跟国策政策关联在一起的，变动性不小。
中国经济能在几十年里赶超上来，除了我们国人的智慧与勤劳之外，还离不开借鉴外国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避免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困境。
其中日本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与我们同处亚洲，文化相近。养老产业这块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日本养老产业的发展与现状。
在日本，防病于未患、让高龄者继续情绪高昂地参与社会工作，不仅意味着人们的关注从“生命长度”转移到“生命质量”，还意味着老龄化时代的医疗费可以得到切实缓解。
日本养老产业的发展与现状
日本是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政府出版的2015年版《高龄社会白皮书》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目前已有3300万人，占总人口的26%，也就是4个人中，就有一位65岁以上的老人。
如何应对这一个“超老龄化社会”，这让历届日本政府都非常头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国民平均寿命高达83岁，位居世界第一，也显示了日本在养老保障上做的成功。因此，美国《新闻周刊》将日本选为全球最适宜养老的国家。
同时，日本政府就是以社会保险形式建立的“养老保险、劳动保险、医疗保险、介护保险”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老年人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日本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社会保障事业健全的发达国家，养老金是满足老年人生活的主要收入来源，使得老年人具有足够的消费能力。目前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基础年金、厚生年金、共济年金、企业年金等多种层次，实现人人参保。
日本养老金的构造，可以形象地比作三层楼 商业保险的模式。
第一层为国民年金，也就是基础年金，这是在日本居住的所有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人（包括外国人）都必须加入的部分。当然，如果只加入了国民年金，在退休后也只能领到最基础的养老金。
第二层则是厚生年金，这是指加入公司养老保险的人和公务员而言。加入了厚生年金其好处为养老保险由个人和公司或政府各负担一半，而且还能在老后享受到第一层的国民年金加上厚生年金的养老金。
第三层为企业年金，这是一些企业为公司员工老后考虑特设的一种年金，也称做“私的年金”，而相对应的厚生年金等则称为“公的年金”。
中国内地也有部分企业开设专门的企业年金项目，但是由于实际操作、未来久期、员工离职可能性等问题，此项模块并未在国内得到很好普及。
最后就是外包模块，由商业保险来进行补充养老保险金。诸如储蓄类寿险、年金险等。这点而言，整个世界都有类似的商业经济渗入到国家养老体系中，实现多维度的自适应支持。
那么我们简单来对比一下中日退休前，退休后的职工养老保险，养老金水平（仅做参考，非正式数据）：
· 中国职工养老金：基础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 企业年金
· 日本职工养老金：国民年金 厚生年金 企业年金
· 中国城乡居民养老金：基础养老金 个人账户养老金
· 日本非职工养老金：国民年金
日本：
日本生活成本：约7000元人民币一个月/人
日本低保约为：8000元人民币
日本在职工资人均为：2.2万元人民币，近10年（2007-2017年）增长率为约为-1%（数据来源：日本国税厅）
缴纳了40年的日本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为：约4300元人民币
缴纳了30年职工养老金的退休金为：约1万元人民币
可以看出，不管是城乡居民还是职工还是公务员，日本的养老金都是比较平均。差距不会很大。最多相差2-3倍左右。
中国：
中国生活成本：约2000元一个月/人
中国低保约为：600-1000元月/不等。
缴纳了40年城乡居民养老金待遇为：200-1200元/月不等（缴费档次不同而不同）
2018退休职工平均养老金约为：2300元/月，近5年年增长率约138%。
2018在职社会平均工资约为：5500元/月，近10年增长率约为305%。
整体而言，由于目前中国的生活成本较日本较低，所对应的平均退休工资、养老金待遇，也都同比例有所缩减。但由于中国城市的多样性，如此水平的养老金保障，较难以支撑在一二线城市的正常消费。而中国的医疗资源又全部集中于此，双方矛盾是目前难以解决的问题。
高龄不应是拖累，而是乐活
2019年，持续了30年的平成时代在日本落下了帷幕，令和时代走上了舞台。
日本在赢得人均长寿纪录世界第一的辉煌成绩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严峻问题。
比如，老龄化时代的医疗费就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重大社会问题。
2015年日本政府给全国医疗机构支付的医疗费总额（国民医疗费）不断攀升，人均花费的医疗费为33万3300日元。国民医疗费占国民所得的比例已达10.9%，连续7年超过10%。
为填平财源的严重不足部分，新发行国债、复兴债、财投债、借换债。因此日本长期债务总额高达1000万亿日元左右，相当于每人背负约800万日元（约人民币49.4万元）的债务。
换句话说，日本是通过让孙子辈、重孙子辈等后代负债的方法，来填补今天因巨额医疗费而出现的国家预算和财政上的亏空。而目前中国以及即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国家，可能都会遇到像今天日本一样的窘境。
日本所必须面对的“令人痛苦的真实”，其实比中国要严重的多，比如：
日本国家欠款1087万亿日元，折合为国民每人欠债859万日元(截至2018年3月末)，与上文提及的2015年的数字相比，又增加了不少债务;
65岁以上的高龄者有3459万人,占总人口的27.3%;而另一方面,14岁以下的年轻人口却只有1578万人，占总人口的12.4%，不到老年人口的一半(截至2017年9月);
国民医疗费超过42万亿日元，相当于65岁以上的人每人平均花费74万日元(2016年);
预计2040年，有一半地方自治体（类似中国的地方政府）将消亡(2014年，由日本创生会议测算);
日本的创新能力后退到世界21位(世界经济论坛，2015~2016年) ;
被引用的论文数目后退到第10位(2017年);
没能确定继承人的中小企业超过127万家(2017年，经济产业省测算);
男女不平等差距指数排行榜，位列144个国家的114名(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
总而言之，就是日本在走下坡路，以至如今人们必须考虑，这么走下去将会形成什么局面？比如，老龄化这样持续下去，社会保障费用不断增长，财政还能维系吗？在劳动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还能通过灵活利用人口资源提高生产力来推动经济发展吗？在全球化、数字化的环境中，日本还能在创新竞争中获胜吗？
人们在担心，如果这些课题不能获得解决，日本可能将陷入破灭之路。
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人们发现60岁（后改为65岁）退休后，老人们平均还能有20年的寿命。
这20年又可以分为前10年和后10年这两个时间段；人也被分为身体相对健康的“前期高龄者”和健康状况逐渐恶化的“后期高龄者”这两个族群。
从年龄段来看，65岁以上者的医疗费为25.1万亿日元，占整个医疗费的60%。按人均来看，未满65岁者的医疗费为18.5万日元，65岁以上的人则是前者的4倍，达到74.2万日元。
这些统计数字使人们意识到让高龄的老人保持健康，应该是降低医疗费开支的一个有效途径。
其实，日本很早就开始寻找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新路径。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0年提出了“健康寿命”这个概念，认为从平均寿命中刨去需要日常性地、持续性地依赖医疗和护理的那一部分人生时间之后的人生就是健康寿命。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能够自我照料和凭着自己意志和愿望生活的寿命时段就是健康寿命时段。
日本近年树立的老龄化社会的新路标，简而言之，即不追求一个单纯长寿的老龄化社会，而是要创造高质量的健康长寿社会。
防病于未患
在日本医疗界及康养、养老领域，近年经常可以听到“未病”二字。
人们认为，人处于尚未生病但不采取措施放任下去就会患病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未病”状态。
在这种时候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话，就可延长人的未病状态。这既保持了具体个人的健康状态，提高了生活质量，还可以减少医药费开支，为社会作出贡献。
“未病”这个观点是中国从古时候就传下来的预防医学的基本观点。“未病”这个词最早就出现于约两千年前诞生的中国古代医学书《黄帝内经》，如今现代医疗也接受了这个观点，“未病治疗”成了日本关注防病于未患的一个新的重点。而此点的重视也值得中国的学习和借鉴。
人们交了医疗保险后，只有患了病，到医院去叫医生诊疗，拿了药，挨了刀，才能有资格使用自己所交的医疗保险。
你不喝酒，不出交通事故，汽车保险会作为奖励，主动为你减低需要缴付的保险金额。为什么医疗保险不能这么做呢？”
上面这段话是一家知名药企的日本管理层的疑惑。其实，目前的保险公司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将健康保险真正的与”健康“挂钩。
通过步数的检测，督促被保险人的运动健康，从而给予下一年度保费的折扣。也有些保险公司设置与医院就诊次数挂钩的保费奖励政策，比如本年度使用医疗保险5次以内，下一年度的保费维持不变或有一定幅度的优惠。
在防患疾病和保障养老的整个环节中，保险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以老养老，工作到老
日本在推进健康寿命运动时，很注意老年人对社会的参与，其中一个就是让老年人继续参加工作，做自己想做并力所能及的、对社会有贡献的工作。
7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在勤勤恳恳地工作这样的场面，在今天劳动力紧缺的日本社会已经屡见不鲜，没人为此感到意外了。
但老年人通过继续工作这一方式参与社会，对他们保持和延长健康寿命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中国政府也通过媒体这两年开始宣导”延迟退休“的概念，但目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是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
这不仅是对工作的逃避，更深层次的现实是，社会对于中老年人社会地位的不认可和不包容。
谈谈日式养老院
上述的分析，其实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
养老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日本也处理的颇为棘手。但具体到细节，日本确实有领先世界之处，比如说平均寿命、养老金支持、社会关怀。医疗条件等等。还有一个元素，这十年也很受中国人的迷恋，那就是：日式养老院。
但是如何能够把日式的养老院，完整的、合适的、符合中国口味的迁移进来，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一. 家庭责任的羁绊
中国是个信任度极低的社会，在中国，很多有照护需要的人要么需要卖房，要么得向子女张口。这样一来，入住养老院就成了需要四五个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决定。
此外还得给老年人做思想工作。很多老人都想把攒下的钱留着帮衬小辈。尽量在家养老是常态，根据某些日式养老院的反馈，中国护理院里的老人平均年龄为85岁，比它在日本的痴呆症相关养老院里的老人年长10岁左右。
二. 费用问题
在日本，慷慨的政府保险覆盖了大部分养老院费用，这给了老年人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在中国的话，平均上万元的月均护理照顾费用，是大多数家庭承受不起的。
三. 舆论环境
在秩序井然的日本，入住一家养老院很简单。再有入住需求后，会有人给老人及其家人推荐养老院，子女们可能会挑一家前往看看，然后院方办理接收。但在中国，人们一上来就先怀疑，毕竟国内新闻充斥着养老院失火致死或虐待老人的报道。
中国人拥抱变化的速度可能还是快过外界预想。“养儿防老”的时代终将过去。受限于工作繁忙，父母也很不愿意要子女为自己抽出空来。雇人照顾也不是个办法。还是需要更加专业的养老机构做依托。
而且，未来中国的需求巨大。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3亿人，占总人口的16.7%，65岁以上人口达1.5亿人，占10.8%。
据预测，我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1，达到2050年的1.3：1。
中国在老龄化曲线上处在日本在1987年达到的位置，中国定能从这个亚洲对手的过往学到很多经验。
尤其是某些特殊群体，比如到2030年将有2300万名痴呆症患者——几乎相当于澳大利亚的总人口，而这必须要通过专业级的养护来进行照顾。
总结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日本对老龄化社会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所做的各种社会尝试和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但对那些在日本之后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而言，这些无疑是宝贵的社会治理财富，我们应该虚心地学习其中的成功之处，探寻出一套解决中国老龄化社会所将面临和已经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社会方案。
Thanks！
